我对“减负”持悲观态度

按我的理解，“减负”的直接目的在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文化课学习负担”，深层次目的在于“培养身心健康的下一代”，尤其是一个又一个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刺激之下。可是以我的观点，这样的目标只是针对了目前看起来比较重的文化课学习，忽略了“负担”本身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即使消灭了文化课的学习负担，也必然会有其他负担跟上。

全世界的教育，都具有人口激励、人才选拔、社会分层等作用，无论教育者自身是否承认。越是竞争度高的社会，这一点就体现得越明显，典型代表是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日本、韩国，也包括美国。在这些国家收入的高低与学历学位、个人技能呈明显的正相关，即收入与“人才稀缺性”密切相关。只要所在的产业水平不够高，工作岗位会迅速被低学历、低技能人群所占满，例如各类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薪资待遇就上不去，毕竟有大量进城务工人员作为强大的劳动力支撑；反之，产业水平高的工作岗位，例如自动化生产、高端焊接等，就会呈现出人挑岗位的情况，收入自然只高不低。在这样的社会，教育会被紧密地与就业、收入等联系在一起——包括校内教育、校外培训，也包括文化教育、职业教育。并且还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差异：在欧美是高低收入二元差异，在我国是城乡二元差异。欧美的低收入者、我国的农村人口，对子女的期望值相对较低，“好好打工”成为众多初中生父母的培养目标；欧美的中高收入者、我国的大部分城市人口，则对子女的期望值相对较高，有什么样的政策能够让这样的人群在子女还很幼小时就认可其将来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对抗生物本能中照顾下一代的动力？

而在劳动力缺乏的国家，这一点就体现得没那么明显，例如欧洲、澳洲的部分国家。因为竞争度不高，“岗位辛苦度”取代“人才稀缺性”成为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源于广大人民，而这个人民是以工人、农民等为主体的。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区别与资本主义国家，要将教育公平锁定在“个人努力”而非“机会均等”。“个人努力”是指无论家庭收入水平或是社会地位，只要个人努力就有可能出人头地，并且概率还比较高；“机会均等”是指衡量的标准是统一的，但对不同人群而言要达到的难度可谓千差万别。

也许我们现有的中高考制度有诸多不足，但凭良心说这是世界上已知最为公平的一项制度。古话说“穷文富武”，真要是将艺体类作为中高考的重要衡量标准，广大农村学生、城市低收入家庭学生将彻底失去竞争的能力，尽管看起来那个美好的“机会均等”还在那里。实际上这一点在最近十多年来，已经有所抬头了，值得我们警惕，不能进一步让欧美教育领域的高低收入二元差异成为我国的城乡二元差异！国之根本，不可擅动！